最近一段时间，耿同互联网上最刺眼的学打学术新闻，不是假暴某篇论文又登上顶刊，而是露论一个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把几所名校的顶刊论文推入了公共质疑场。
图片重复、文匿数据异常、名评补充材料里隐藏的责任真空疑点，以短视频的耿同形式被大量普通网友围观。舆论也随之追问：是学打造假吗？学校知道吗？期刊有没有责任？
同济大学已经发布通报，宣布被质疑的假暴论文确实存在学术不端问题，论文的露论通讯作者被处以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等处罚，文匿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名评
但还有一个角色几乎始终隐身，责任真空当初让这些论文通过评审的耿同评审人，在哪里？
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前经历过同行评议，发表后却要靠一个科普博主来推动纠错，那么至少有一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这套匿名评审制度，到底是在保护公正，还是在制造责任真空？
匿名评审如今是学术界发表论文的通行惯例，背后的逻辑是：让年轻学者投稿时，不因名气小被轻视；让评审人提出批评时，不必担心被大牌作者打击报复。
简单来说，用匿名来隔断人情、权威和等级的干扰，这个初衷说得过去，但问题也恰恰埋在这个初衷里。
匿名评审最大的悖论在于，它试图用隐藏身份来制造公正，却也可能用隐藏身份稀释责任。匿名保护了诚实批评，也可能保护了草率判断；匿名阻断了人情压力，也可能阻断了责任追问。
这种权责不对等，在耿同学的打假中暴露得相当彻底。
当论文出了问题，作者被追问，导师被追问，学校被追问，期刊被追问，问责的链条拉得相当长。
但有一个环节始终缺席——评审人参与了论文放行，却不必面对放行后的任何后果。
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撤稿声明里，不会出现在调查报告里，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的责任追究程序中。
因为评审意见通常不会公开，评审人也不会被点名。他们在制度上是隐身的——对作者隐身，对读者隐身，对责任追究也隐身。
这不是某个期刊的特殊安排，而是匿名评审制度的默认设置。
有人会说，评审人不可能为作者的造假行为担责。这当然是对的。
但问题的重心并不在这里。真正的追问是：评审人的判断过程，有没有人能看见？评审意见的质量，有没有机制约束？一个连续放行多篇问题论文的评审人，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答案是“几乎没有”，那么匿名评审在制度上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它拥有放行权、否决权和隐性背书权，却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声誉后果。
匿名评审有其历史，对其也并非没有批评。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曾在《经济文章评审的制度变坏了》一文中，提出过不同看法。
他指出，自1891年《经济学报》创办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期刊的文章取舍主要依靠主编判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投稿量增加，外部评审逐渐普及。
但直到1970年前后，文章是否发表、是否修改，一般仍由主编承担最终判断责任。
张五常特别提到他求学过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该系曾对《政治经济学报》做过研究，发现这本学报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个主编话事；而在两个由几位编辑联手处理的时期，反而一篇重要文章也没有发表过。
张五常的看法是，过去的制度未必完美，但它有一个清楚的责任中心——主编要负责。今天的制度看似更民主、更程序化，却把责任分散进了匿名评审、编辑流程、期刊等级和格式规范之中。
最后，人人都参与了判断，人人又都可以说自己不是最终责任人。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科斯。
后来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经济学论文之一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主编戴维德视为至宝的选择，那期学报甚至延期近一年才出版。
张五常说，如果放到今天，科斯这篇大文不可能在正规的经济学报发表。因为文章太长，五十多页，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也没有任何统计分析。
很明显，评审制度一旦高度规范化，就更擅长筛选合格产品，而不是发现原创思想。
真正开创性的思想，常常不以标准件的形式出现。科斯的成本问题、哈耶克的知识问题、米塞斯的方法论，都不是靠“符合规范”取胜，而是靠改变问题本身。
论文评审制度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今天这种匿名评审。
按照张五常的观察，它的变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大背景下：越战引发的反权威浪潮，大学里助理教授对终身教职制度的冲击，以及大学聘用和升职标准的变化——过去更看重一个人在学术圈里的真实声望，后来则越来越看重他发了多少篇论文、发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
这套逻辑后来也进入中国。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SCI 等论文指标逐渐被高校和科研机构用于科研评价。
起初，它有助于推动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学术体系；但后来进入职称、绩效、人才和资源分配，就逐渐变成了“发了多少篇、发在哪里”的硬性考核。
而主编为了避免所谓的“权威”之嫌，把判断任务推给了评审员；评审员参与了判断，却同时被匿名保护起来。
这里隐藏着现代匿名评审最深的一个悖论：它以反权威的名义兴起，却制造了一种更难挑战的隐形权威。
过去主编独断，至少知道是谁在独断，发表了错的东西，他要承担声誉后果。
今天呢，作者不知道谁在评，读者不知道谁在放行，公众不知道谁曾经替论文背书。
这不是没有权威，这是权威的匿名化，是把权威藏进了黑箱。
耿同学之所以获得关注，不是因为公众突然都懂了生命科学，而是因为公众发现，一些经过顶刊、学校、同行评议层层背书的研究成果，竟然可以这么不靠谱。
既然如此，发表前的评审机制为什么没有发现？如果同行评议本来就不承担事实审计的责任，那么期刊、学校和社会又凭什么把“通过同行评议”包装成高度可靠的学术信用？
耿同学的出现，照出了一个尴尬事实：看似严格的匿名评审，在很多时候可能只是程序上的严格。
所以，真正的改革方向不是取消评审，而是重建责任链条。
首先，评审意见可以在适当时机公开。不一定要求评审人实名，但评审过程不能永远黑箱。
论文发表后，至少应当留有可查的评审轨迹，哪些问题被提出过，作者如何回应，编辑如何决策等等。
这不是要求评审人替作者核实每一个数据，而是要求判断过程留有可供追溯的轨迹。
现在已经有部分期刊开始尝试。《自然》自2025年6月起，对新提交并最终发表的研究论文，默认公开评审报告和作者回应，但评审人身份仍默认匿名，除非其主动披露。
不过这一步仍然有限，因为评审人身份通常继续匿名，编辑内部讨论和部分保密意见也不会全部公开。
其次，对于实验科学而言，原始数据、图片、代码、实验记录，不应只是形式附件，而应成为发表后真正可供核查的底稿。
这是评审制度与数据透明度之间的接口。耿同学事件里被反复揭示的，正是这个薄弱环节。
对于重大基金资助项目、临床医学研究、公共卫生数据，还应引入更高透明度的机制，由责任编辑或署名推荐人公开承担学术判断责任。
更重要的是，当论文出了问题，追责链条不能只停在作者身上。
期刊如何放行，学校如何奖励，基金如何结题，评价体系如何把论文数量转化为职位和经费，这些都应该进入追问的视野。
评审人不必对论文所有数据的真实性承担无限责任，但必须对自己的判断过程承担有限责任。这是一个极其基本的权责对等要求，但在今天的制度里仍然相当薄弱。
正如张五常文章所揭示的，好文章不只是被流程筛出来的，也可能是被识别、被保护、被挽救出来的。
他提到的戴维德，愿意为科斯的一篇“太长、没有方程式”的文章等上近一年，背后是一种清楚的判断：发表这篇文章，我负责。
这种态度，在今天的学术发表制度里已经越来越少见。
如今，大量科研经费来自公共财政，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还直接关系公众生命健康。公众当然不可能逐篇复核论文，也替代不了同行评议。
但正因为公众无法复核，学术共同体才更应该让自己的判断过程承担得起追问。
所以，学术共同体不能一边要求公众相信同行评议，一边又让同行评议永远躲在黑箱里。
真正可靠的学术信用，不是来自匿名评审和背书，而是来自一条清楚、可见、可追问的责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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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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