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本文作者与田晓菲教授（左一）、宇文宇文所安先生（左二）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合影。所安作者供图
大约在5月2日中午，学史看到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去世的比作消息，不免一阵伤感：当我们喜欢的门厅作家去世的消息传来，对逝者总是纪念将文无限眷念又无可奈何，同时也知道，宇文我们自己在日渐老去。所安
宇文所安的学史《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读来像格非等人的先锋派小说，我很喜欢这种气质的比作文本。2009年6—9月，门厅我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纪念将文其间有幸去哈佛大学东亚系拜访宇文所安先生和田晓菲教授，宇文和我一起去的所安还有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的山东女孩唐茂琴。我们四人在田晓菲教授的办公室聊了一个多小时。宇文先生头发有些花白，胡子如同身后的汉语典籍一样丰富，特别是目光（他不像国内学者，多数戴眼镜），尤有穿透力。他非常和善，用中文和我们聊。当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我素来觉得普通话太标准了反映不出人性，而宇文先生这种有口音但能清楚表意的说话，在我看来，符合一位世界级的汉学家的气质。他很有耐心地回复我的提问。
“我读博士的时候主要做现代汉诗研究。我们一直想研究一个问题：古典诗歌如何变成白话诗？在国内，我们提出‘汉诗’的概念，就是想提醒诗人们，我们写诗是在用汉语写，是在汉语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但是国内有些诗人是比较反感的，会说，我们中国人写诗肯定叫汉语诗歌，这样的说法不是多余吗？”我问。
“‘汉语诗歌’和‘中国诗歌’不一样。”宇文所安先生回答。
我接着提问：“为什么我们强调是汉语诗歌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汉语是怎么来的，诗歌是怎么来的，我在看你的《初唐诗》，你讲到‘初唐诗’跟‘盛唐诗’有关系，我的一个体会是，初唐诗已经形成了汉语诗歌的一些规则。”
“对，可是这不是所有的旧体诗的规则。”他说。
“中国诗歌能有一个great age，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诗歌应该有一定的规则，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我补充说，“但是当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们完全把自由诗的概念绝对化了。就是，诗是完全自由的。可能是我们作为搞诗歌批评的，很想来恢复这样一种传统。”
“诗歌有一个传统，在一个传统里，规则应该一直都在改变。”宇文所安说，“可是无论是初唐的诗还是盛唐的诗，（有）规则都是共同的，对不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创造出一个规则，或者两三个人创造出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不是‘共同’的，就只是两三个人的规则。一些中国现代诗人喜欢写十四行诗，那是一个规则，可是只有少数人写这样的十四行诗，对不对？所以那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则。（新诗）唯一共同的规则就是‘自由诗’，而‘自由诗’本身也是一个规则。‘自由诗’的‘自由’意思不是真的自由，而是要用自由诗自己的‘规则’。”
那次谈话很短暂，宇文先生有事中途离开，我们继续与田晓菲教授交谈。一年之后，我代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向田老师约稿，那是2010年6月，通过邮件回复，我得知宇文所安先生和田老师在中国。刚好不久后武汉有场诗会，我便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遗憾的是，田老师回复：“光启，很感谢你的邀请，可惜这次行程都早已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南京，明天去天津探亲，下个星期就从北京回美国。不过我们都很想去武汉（我还是1984年冬天去过一次武汉，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再去过了），和你约明年夏天吧，到时，我们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作武汉、襄阳、成都之游（襄阳也是我们都很想去的地方）。”
确实，宇文先生在国内那段时间的行程安排很密集。2010年5月，他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首届“胡适人文讲座”。5月24日到6月2日期间，围绕北宋文化史这一主题，宇文所安连续进行了五场演讲，分别探讨了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文人的思想世界，议题涉及“快乐与拥有”“权力与欲望”“文本与阅读”等，之后又在2010年6月11日到访南京大学，有场题为 “Reading the Tang from the Tang”的学术讲座。
看到田老师和宇文先生有计划要走走武汉、襄阳、成都，我自然想到“江汉思归客”和杜甫，这是一条与唐诗相关的线路。不过次年夏天，二位老师因故未能回到中国，那些他们“都很想去的地方”终究没有成行。
哈佛大学东亚系。作者供图
宇文所安的著作《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处理中西诗歌中的欲望主题，其比较文学方法不同于传统比较文学研究。他借用建筑的比喻对传统比较研究中的“中心语词”观念进行批评：中心语词来自欧洲传统，“好似在一栋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的房屋里，一个人总是知道他在房屋的哪一个部位”。在这样的结构中，“如果中国文人就诗和词作出深刻的区分，这种区分在这样一栋房子里没有地位，因为诗和词都是‘抒情诗歌’”。
传统分类体系先在地从本民族文化分类体系（西方文学传统）出发，而中国诗学传统内部风格各异的文学现象则被忽视。“迷楼”的视野要求我们在这种差异面前保持开放，而非急于用某一传统的范畴来“解释”另一传统。
此外，宇文所安还批评了传统比较范畴的“宽泛”，比如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是“浪漫主义诗人”。但每个读过这两位诗人的人都知道，他们被视为“浪漫主义的”这一事实，除了提示他们与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及欧洲思潮的某种关联之外，无法进一步诠释作为“个人”的他们。“当我们称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时，我们把这一范畴变成了一个普遍的范畴，从而放弃了它的特殊历史语境。”这类宽泛的范畴消弭不同诗歌、诗人的差异处与诗之微妙处。
《迷楼》则拒绝传统等级秩序的比较模式，作者带着读者巡历中外古今诗学之回廊，从《伊利亚特》《陌上桑》到白居易、苏东坡、里尔克、聂鲁达，从《庄子》《礼记》到康德、尼采，逶迤走来，移步换景。这种模式不预设一个中心传统，不按照既定的文类等级来安排文本的位置。每部作品都以自身的具体面貌进入比较的场域，比较的目的不是归并，而是在对读中显现每部作品独特的修辞策略和欲望表达方式。
宇文所安在《迷楼》中对“小说”与“诗歌”两种文体进行对照论述，他认为，小说的叙述机制模仿了社会群体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权力制服了所有个体，给他们指定‘合适的位置’，指定各自在整体背景中所具的相对的价值”。这种论述并非简单的文体高下之判，而是揭示出一种认知模式的差异：小说追求的是整合与归位，而诗歌则保留着对系统的抵抗。
与小说的“总体化”倾向相对，宇文所安将诗歌与“执迷”（obsession）联系起来。他写道：“对这种公开指定位置的做法，只剩下一个凶猛的对手：这就是某种注意力、欲望和恐惧的绝对集中——即执迷不悟或痴迷心窍。在这种迷途的紧张中，自我摆脱了在习惯的系统之内的羁束，变得凝聚于某个单个的对象。”“执迷”意味着拒绝被整合进既有的意义系统，意味着对某一特定对象的绝对专注。这种专注打破了社会群体所预设的“相对价值”等级，使个体得以暂时逃离被“指定位置”的命运。诗歌正是这种“执迷”状态的语言表达。
宇文所安进一步探讨了欲望、变形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沉迷于爱情，就对拘守社会性自我的那些条条框框暂时弃置不顾。”在爱情的专注中，主体摆脱了社会规范对自我的界定，进入一种流动的状态。然而，“被爱的人是顽石，是固定不变的，他不会改变形状；改变对方的欲望遭到了反抗，并反作用到爱人身上，于是，爱人进入了一种无拘无束的变形状态”。主体试图改变对象的意志，最终反而导致了主体自身的变形。
宇文所安将此与诗歌创作关联起来：“诗歌与变形以及那种为寻找一种与被爱的人和相互界定能有接触的形式而作的不顾一切的努力相游戏。爱人努力要变为他者，要占据被爱的人的欲望的假想形状。这样，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人的企图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自我的重新塑造。”诗歌成为欲望的变形之场，它不是对既定关系的确认，而是对关系可能性的探索。
西安“含元殿”艺术装置与远景中的大雁塔。南方周末资料图
宇文所安强调细读的价值。他在访谈中说：“有人总是简单地把文本细读跟‘新批评’等同起来，但所有的深入阅读都是文本细读，文本细读没有特殊的理论依据，它是启发所有理论的动因和灵感。贴近文本是没错的。中国十七世纪的文学批评实践都是细读。”这一判断将细读从特定理论流派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更具普遍性的批评方法。
这种细读在《盛唐诗》中有具体体现。宇文所安分析王维运用文学传统时指出，“在盛唐重要诗人中，只有杜甫在运用文学传统的严肃认真方面超过王维。王维对早期诗歌的运用，在其有关抛弃和回归的诗篇结尾中已可见到”，他有意地模仿《诗经》和楚辞的古朴风貌。这段分析关注的不是王维“属于”哪个风格流派，而是他如何通过具体的修辞选择来处理与前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可见，“细读”并不仅仅是阅读封闭的文本内部的修辞术，宇文所安通过对具体文本的修辞细读，关联到文学的传统问题。
又如他对李商隐诗歌的分析。李商隐《寄令狐郎中》：“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宇文所安认为：“李商隐能够集中地突出角色，不用冗长的修饰对比，就描写出其境况的强烈悲感。”他注意到修辞结构中出现的“休问”这一否定性的安排，从而进入对诗歌描述的生活经验的解读。由修辞进入文本，再论述这一经验背后的文化现象。
宇文所安还通过细读，注意到互文性修辞生成的机制，他区分了“对传统诗歌的严肃运用”与“中国诗歌语言中的自然互文”。中国诗人所用的语言，大多数是由其他诗篇中的习语构成。所有唐代诗人都从过去的诗歌中汲取诗句、意象及主题，此类仿效有些是有意的，但大多数可能是无意的或半有意的。
“有较早文本出处的词语的每一次使用，并不都涉及对这一出处的‘引用’。”这个区分澄清了常见的误解：虽然古典诗歌经常呈现“互文”的修辞形式，但它们未必是古人自觉的修辞手段，而是诗歌语言习惯性的获取方式。细读不仅揭示了文本语言的形式，还追溯语言形式出现的机制，这和文化习俗息息相关。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文物：乐舞俑群。南方周末资料图
宇文所安在《晚唐》中指出，传世的唐代选集都较小，其引人注意之处是有时毫无秩序地混合诗体和年代。年代顺序与文体分类分属两种不同的组织原则，前者追求历时的统一性，后者则维护共时的多元性。
他以胡应麟《诗薮》为例，说明这两种文学史叙述的矛盾：“明代批评家胡应麟将其详尽的诗歌研究专著《诗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按照年代顺序讨论作家及其作品，另一部分讨论各种诗体。这是胡应麟所能采用的唯一方式，因为他既要跨文体而概述作者和时期，同时又需要足够的空间来讨论各种诗体的具体问题。”宇文所安关注历史的“叙述”性质，即它们是在什么叙述装置（某种观念、认识）下出现的。他认为，糟糕的历史叙事是一种笼统的历史，这种历史立足于一个时代，去误读其他时代，总在力图寻找其他时代并不存在的东西。
在宇文所安看来，文学史具有“叙述”性质，而如何叙述、关于叙述的选择则和叙述对象的文学形式相关。他注意到诗体选择对文学史叙述的影响。“我们现在认为重要的中唐诗人都采用‘古体’写出他们最好的诗篇，但我们很容易讨论中唐诗人而不强调这一事实。这种对诗体的选择，以及其特有的自由，将彻底改变我们对该时期的看法。如果晚唐诗人的律诗创作占主导，那么这种选择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也对历史的观念本身产生影响。”诗体选择不是中性的形式问题。当中唐诗人选择古体来写出他们最好的诗篇时，这种选择本身就在参与构建中唐诗歌的历史面貌。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进一步阐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心的意义，而其他方面却黯淡无光。但是这些其他方面往往正是诗歌的‘诗歌’。文学史和我个人对它的描述也可能变成一种局限。”
他将文学史比作门厅，人们通过它的“叙述”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文学史是通往诗歌的必经之路，但文学史的结构性叙述本身可能遮蔽诗歌中那些无法被历史叙述所容纳的层面。宇文所安对该限度保持清醒，他的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叙述，而不是对历史的唯一解释。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南方周末资料图
在对历史的建构中，宇文所安特别关注“文学文化”的方法。该概念涉及文学出现的整个文化世界，需回到文本所处的那个大环境。“文学文化”的方法试图将文学文本放回它产生和流通的具体文化语境中去，关注文本与社会实践、物质条件、制度环境的关联。
在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时，他尝试打破体裁文类的界限来写文学史，呈现文学史的原生态和整体面貌。他批评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做法：一个人写明代诗、一个人写明代散文、一个人写明代戏剧、一个人写明代小说。“可是这些诗、散文、戏剧、小说其实是产生在同一时期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把它们分开来写，当然就无法还原它们内在的联系。”
这种批评指向的是文学史书写中根深蒂固的文类分割习惯。文类分工固然有利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但当这种分工变成文学史写作的默认框架时，它就阻断了不同文类之间实际存在的互动关系。
在讨论晚唐诗歌时，宇文所安讨论了诗歌作为“遗产”的积累方式：“很少有诗人像白居易和贾岛那样截然不同，但我们发现两人都筹划以手稿的物质形式积累自己的诗歌作品。”手稿的物质形式与诗歌的流传方式、诗人的自我形象建构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这种关注物质形式的视角，是“文学文化”方法区别于纯形式分析的一个特征。
“文学文化”的方法除了涉及宏观的社会文化，也触及某种文化背景下的具体物件、细节。比如，宇文所安在访谈中还提到他对北宋散文的关注，特别是其中体现出来的“溢余”（surplus）、所有权和命名的问题。《沧浪亭记》《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独乐园记》中“溢余”的问题，常常是跟所有权、命名混在一起的。他的论述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主题分析的解读方式：从命名行为、物的占有这些具体细节入手，进入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命名意味着赋予意义，占有意味着建立秩序，“溢余”则指向秩序之外无法归类的部分。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理解北宋文人文化的分析工具。
四川成都，浣花溪公园的杜甫雕像。视觉中国 图
宇文所安区分“论文”（thesis）与“散文”（essay）两种学术写作类型。他认为论文是学术作品，点缀着注脚，于知识有所增益，希望在未来学术著作的注脚中占据一席之地。散文则兼具文学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目的是改变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思考的方式。
在《他山的石头记》自序中，宇文所安提出了“娱思”这一概念。英文中entertain本是主人对访客应尽的义务，主人接待客人，倾听他们的谈论。“娱思”意味着接待一个想法，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它，把它视为一种可能性，考虑它可能带来的结果，可以后来再决定接受它、拒绝它或修正它，但在开始时，它只是一种令人好奇和着迷的可能。这种态度与追求确定性结论的论文学术形成对照。它允许思想在展开过程中保持开放。
宇文所安认为，“迷楼”这一隐喻让我们放弃那种理论性论述，因为它正好会重新产生它所要抵抗的霸权话语，“迷楼”则需要乐趣和惊喜。他认为：“诗的游戏使思考困难的问题成为可能，也使我们得以说出在‘严肃’话语里无法言说的东西。‘严肃’语言的种种习惯迫使我们把事物归纳进熟悉的范畴，作出司空见惯的寻常区分；诗歌则允许我们看到在‘严肃’话语里被压抑的各种关系。”他将《迷楼》定位为“严肃的游戏”，强调游戏不是轻浮，而是一种不同于常规论述的认知方式。
在他看来，学术化的文章也可以采用散文化的形式，最大的效果是“不隔”，能够与读者沟通。宇文所安曾在《追忆》前言中说明，这本书是尝试把英语“散文”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英语的essay可以将文学创作的审美愉悦性与文学批评的复杂思辨性融为一体。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以诗论诗、诗话和小说评点，正是这种跨文体的实践。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绝句形式发表诗学见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承续这一传统，批评与创作在同一个文本中并存。
许顗在《彦周诗话》中界定诗话为“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批评、叙事、考据、品鉴混杂，并不独尊单一的话语功能。诗话不追求体系的严密，而追求洞见与趣味的传达，一段文字可以同时包含对诗句的品评、对逸事的记录、对版本的考辨，各类话语自由转换而不失连贯。当代批评中出现的一些“新诗话”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与宇文所安的写作方式形成呼应。这些批评家以随笔、札记等灵活形式谈论诗歌，融入现代思想与个人风格，在文体上具有自觉的创新性。
当体系化的学术论述在面对诗歌经验的复杂性时显出局限，批评家便转向更为灵活的文体形式。此时，宇文所安的“迷楼”视野、打破规范文体的写作形式、“文学文化”的洞见亦为当代诗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论的可能性。
我为自己曾当面请教过宇文所安先生感到幸运，他的博学、慎思、睿智以及文字中那种隐秘的激情，让我无比羡慕。再一次向先生这样的学人致敬！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荣光启的博士生杨金翰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荣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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